在清华园，叶企孙破格纳贤育人才；九一八事变后，他号召学生科学救国，支持以所学救国，呼吁技术人才支援前线。叶企孙以科学家的战略视野，将科学知识和科技人才转化为抗战力量，这是科学救国的生动实践。

　　清华物理系的“创业者”

　　1926年，叶企孙任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1929年任新成立的理学院院长，1931年，叶企孙函请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

　　这一时期，他力排众议，支持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的主张；无私举贤，以比自己高的工资聘得吴有训到清华任教；不拘一格，招纳初中毕业的店员华罗庚进清华园……他是冯友兰口中“清华大学仅次于梅贻琦的‘第二把手’”。

　　一时间名师云集、理论实验并重、研究教学相长，“本系幸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之一”。

　　叶企孙以理学院为中心，建立起了专心学术、实事求是、团结一致的学术氛围，并一直延续、影响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创建出大学制度的范例。

　　科学救国的引导者

　　“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样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对参加抗日活动几番遇险的学生们忧心不已、以至痛哭训斥的话。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不仅号召清华教职员工捐款、犒劳卫国军人，还多次捐出薪资支援学校及前线军士，奔走联合教育界名流痛斥日伪、汉奸分裂祖国恶行。但是对学生遇险却难以自已。

图：叶企孙在北院7号居所留影。抗战爆发后，此处也是清华师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5年，“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叶企孙公开支持学生参与抗日活动，又与当局多方疏通、交涉，千方百计维护学生安全。

图：1936年，叶企孙（右三）与学生熊大缜（左二）与抗日爱国将士合影。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等学校的南迁也因铁路中断备受阻隔。叶企孙放弃出国考察计划，负担起抢运图书、仪器，协助办理清华南下的工作。

　　学生救亡活动的支持者

　　1937年底，清华南下工作基本完成，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本该随叶企孙一同离开，但他通过朋友了解到冀中抗战情况，毅然决定前往支援。熊大缜深知叶企孙的担忧，他说，“如今国难当头，匹夫以头颅报国；知识分子当然以所学报国，学生以为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是能赶走日寇的烈性炸药。”叶企孙虽然担心，还是支持学生的决定。

　　“作为你的老师，当然是希望你去德国留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应该支持你现在的决定，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1938年，熊大缜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不光提供抗日战场所需的武器弹药、通讯设备，也提供医疗器材以及生活必需品。为了研制烈性炸药，熊大缜成立技术研究社，通过老师叶企孙的秘密奔走，筹款、购置、运送了大量军需材料，并快速配备了一批技术人员。

　　在物资与技术支持下，技术研究社制造出氯酸钾混合炸药与电雷管，制成可控的高级炸药包，曾三十多次成功炸毁平汉铁路线上的日军火车及铁路路段，切断日军供应大动脉，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发挥巨大作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带部队进入冀中地区的贺龙都很欣赏熊大缜的工作和科研能力，派人到技术社学习，熊大缜成为了“地雷战”的缔造者。

图：1941年，清华大学30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务会议成员在昆明迤西会馆合影（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图片来源：陈岱孙《往事偶记》

　　抗战烽火中的呼号者

　　1938年9月，叶企孙的抗日工作中已有人暴露，危急之中叶企孙南下，途中作诗回顾国难日深的情势、也赞誉熊大缜的抗日工作卓有成效。

　　“孰知五年中，国难日日深。卢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

　　“逃责非丈夫，积忿气难抑。一朝君奋起，从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从君有志士，照维与琳风。吾弱无能为，津沽勉相助。倏忽已半载，成绩渐显露。本应续助君，聊以慰私衷。但念西南业，诸友亦望设。遂定暂分道，乘舟向南行。”

　　叶企孙南下到达昆明后，立即发表了《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凡是确在做抗日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冀中区至今还急需技术人才去参加工作，尤其是能做炸药的化学者，能在内地兴办小工业的化学者及工程师，兵工技师，无线电技师，各种机匠，医生，看护士，能管理银行的专家，及能计划如何统制输入与输出的专家。”

　　“叶企孙不仅教授学生知识，更令人终身受益的是，学生从老师身上学到了爱国的、无私的人格。”——王大珩

　　（来源：中国科协之声、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科学家博物馆）